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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蒙、汉两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相互依存，蒙古族的一些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，这显然是受汉族人影响的结果。在漠南蒙古地区，蒙古族人民“由酬酢而渐通婚姻，因语言而兼习文字”[13]，服食起居，与内地汉族人无大区别。从服饰上看，穿的布衫长仅及膝，束腰带，与汉族农民一样。从饮食上说，有的蒙古人由过去的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食，改为经常吃谷物蔬菜，少吃肉食。在居住方面，王公贵族的府第开始变成汉式宫室建筑，或者蒙式毡幕和汉式宫室相混合。从事农业的一般蒙古人，由于久已定居，住的是汉式平房，房间院落的布局和汉族人的几乎没有区别。同样，来到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在蒙古族的影响下，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他们“习蒙语，行蒙俗，入蒙籍，娶蒙妇”[14]，与蒙古族人民完全融合为一体了。
（三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
清代前期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除了和满族、蒙古族有着文化交流外，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。
首先，是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。东北地区除满族外，还有鄂伦春、鄂温克、达斡尔、赫哲、锡伯等少数民族。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，汉族商人经常到鄂伦春人居住地购买貂皮，于是出现了集市。史载：“商贩旧与鄂伦春互市，地名齐凌，转为麒麟，因有麒麟营子之号。”[15]在汉族人的影响下，一些鄂伦春人学会了汉语，开始注意农业生产。“且该牲丁附近黑龙江城，多通汉语，亦颇有因捕猎日艰，讲习农事者”[16]，讲的正是这种情况。康熙、乾隆年间，一些鄂伦春青年被征召当兵，到全国各地作战，和汉族文化有了更广泛的接触，因而他们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最深。鄂温克族的军队也被清政府征调到新疆等地作战，被征部队可以携带家属，这使鄂温克族的居住区域变得极为分散，和汉族有了广泛接触，因而也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。雍正年间，达斡尔人被编为八旗，建立了佐领，有的上层首领还被提升为将军、都统。达斡尔族在扩大对外联系过程中，密切了和汉族人民的往来，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。锡伯族原本居住在东北，康熙年间一部分锡伯族军队调往京师，乾隆年间三千多名锡伯族军民被调往新疆戍守。锡伯族居住地的变化，使他们扩大了和汉族人民的交往，于是，他们的住宅建设、喜庆节日，逐渐具有汉族的特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