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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为唐太宗不把自己当作“尽善”的完人，因而主张依靠臣下，集思广益。他对大臣们说： “朕既在九重，不能尽见天下事，故布之卿等，以为朕之耳目。”他深知，作为帝王，如果炫耀聪明，傲视臣下，就会有亡国的危险。隋炀帝不就是一面镜子吗?这位“好自矜夸”的暗主，护短拒谏，偏信了虞世基。农民起义早已风起云涌，陷没郡县，而虞世基报喜不报忧，隋炀帝什么都不知道。下情不得上通，其结果是身死而国亡。
贞观三年十二月，在讨论《论语》经义时，孔颖达提醒说： “若位居尊极，炫耀聪明，以才凌人，饰非拒谏，则下情不通，取亡之道也。”唐太宗听了， “深善其言。”为了避免重踏亡隋的覆辙，他特别强调“朕遇千虑一失，必望有犯无隐”?希望大臣们踊跃谏诤。
清代史学家在评论太宗纳谏时指出： “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，予智自雄，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，盗贼蜂起而莫告，国亡身弑，为世大谬。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，思虑难周，非集思广益，难以求治”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唐太宗不仅善于“兼听”,而且注意“博学”。既然个人才智有限，就必须努力地“学”与“问”。魏徵曾经奏称： “陛下身居九重，细事不可亲见，臣作股肱耳目，非问无由得知。”唐太宗也确实是这样做的。早在贞观元年闰三月，他就“亟延耆老，问之政术。”还规定京都官员五品以上的，轮流到中书内省值班。每次召见，与之交谈， “询访外事，务知百姓疾苦，政教之得失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