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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　是改革体制，鼓励发明与创新。康有为指出，大约在中国宋元时代，处在中世纪的西方诸国因为宗教的愚昧而相当的贫弱。到了明永乐时，英国哲人培根提出新的主张，以为聪明凿而愈出，事物踵而增华，主启新不主仍旧，主宜今不主泥古，建议政府改革旧有的体制，鼓励发明与创新。西方知识分子著有新书发前人未创之说者，赏以较高的地位及待遇；其技术人才每有新器之制作、发从来没有之巧者，政府就给予优厚的奖励，并允许其拥有此项专利。西方国家鼓励科学发明创新的这些措施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，国人踊跃，各竭心思，争求新法，以取富贵。从此之后，西方科学技术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，将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，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。所以，康有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从体制上考虑科学技术创新的问题，以便为中国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