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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历史理论的观点来看，严复对西方进化论的介绍和阐述，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他在天津《直报》上发表《论世变之亟》、《原强》、《救亡决论》、《辟韩》，宣传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斯宾塞进化哲学的基本观点，倡言变法、救亡、自强的主张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他译述的《天演论》正式出版。《天演论》一书本是赫胥黎宣传达尔文的通俗读物，严复译述此书的主旨是“于自强保种之事，反复三致意焉”[5]。严复在《天演论》译述的按语里，推崇斯宾塞的《综合哲学体系》，宣传它的普遍进化理论。严复所介绍和阐述的进化论思想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梁启超在讲到康有为、严复所宣扬、阐说的进化论时，认为对“以史学言进化之理”有重要的意义。但是，严复所倡言的进化论，也只是停留在“循序而进”的阶段，同康有为一样，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。其后，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才突破了这个局限性。在严复的著作中，还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“天赋人权”的思想，把自黄宗羲、唐甄以来对君权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义的水平。他在《辟韩》等文中激烈批驳君权神授的腐见而倡言民权思想，认为民是天下“真主”。这些见解，在历史理论和史学批判上引发了对“君史”、“民史”的划分，批判“君史”和倡导“民史”，是近代史学萌生的重要标志之一。